2011年年底附近，全球经济可能陡然失速，陷入一场崩溃式的灾难，而中国将是重灾区。如果用地震做比喻，这场经济灾难就是汶川512在全球经济领域重现，而中国是震中。不同于汶川地震的是，这场经济灾难将不是一次的、孤立的，而会开启一个灾难不断的新时代，经济危机在未来将成“新常态”。

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历史空前的超级繁荣期，至今已持续了近70年。2011年的经济灾难，则将标志着这个超级繁荣期的彻底终结。在这个超级繁荣期内，资本主义不仅在内部保持了社会和平与经济增长，而且资本主义自身也成功实现了全球扩张，目前资本主义文明已经主宰全世界。

此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将会把这个超级繁荣带给全世界。然而事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仅仅刚具雏形，便引得各类危机频发，使这个超级繁荣期的可持续性遭遇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可持续性遭遇挑战的还有资本主义文明本身。

2011年的经济灾难不是别的，只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与深化，更准确地说，是07年美国次债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标志着这场肇始于2007的经济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问题之所以会在2011年出现恶化，其原因在于全球的政府们都不认为07年起步的这场危机不是真正的实体经济危机，认为只是金融层面的问题，实体经济保持增长的基础还在，只要采取合适“救助”和“刺激”政策，经济就会“复苏”。

已经比08年更严重的问题，总要在某一天以比08年更严厉的方式爆发出来，这个可能时点就在2011年年底附近。当然，也许不是2011，也许会推后，但该来的就一定会来。

事实上，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经济危机、经济灾难，还有资源、环境危机，包括目前全球瞩目的气候危机。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一系列危机在深层都共同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当前主宰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实现，它好的一面已经展示殆尽，从现在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它不好的一面，坏的一面。

面对即将来临的经济灾难，面对即将开启的危机、动荡不断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老百姓们该咋做，政府们该咋做，我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这个文章系列共包括九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已经阅读的内容，其余八个部分分别是：二、肆意货币扩张的恶果；三、新兴市场是镜中之花；四、新能源产业近乎“炼丹”产业；五、中国房价是灾难的扳机；六、资本主义总危机；七、全球大趋势；八、老百姓该咋做；九、政府该咋做。

二、肆意货币扩张的恶果

2011年可能发生的经济灾难，只是08年危机的延迟和放大，放大的原因就是那些所谓的经济救助、刺激政策，尤其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空前的货币扩张。美国不仅实施了零利率，还搞起了“量化宽松”，而中国的银行则在2009年制造出近十万亿的“天量信贷”。

然而这些货币刺激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几乎是失效的，因为这里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但这些资金并没有进入新兴市场的实体经济领域，没有进入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增加那里真实的有效需求，而只是对一些关键资产和商品进行大肆炒作，恶化了实体经济层面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问题。

2008年以来，共道发表一系列研究文章指出，2008年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层面的危机，而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经济分配出现了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

实际上，全球范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过程已经持续了将近40年，它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以及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生产”、“效率”逐渐主宰世界。“巧合”的是，中国也与这个世界潮流高度同步——我们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几乎与欧美的“自由化”同时起步，“生产”和“效率”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指针。

但是，全世界的政府偏偏不承认问题出在实体经济层面，更不愿意承认收入分配出了问题。他们拒绝任何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只愿意去进行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尤爱货币刺激。

值得指出的是，货币扩张在08年后横行全球，还与被一种叫“货币主义”的经济学说误导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这个“货币主义学派”的兴起，也是全球自由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过程也是同步的。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全球对货币主义，对弗里德曼有着宗教狂热式的信奉。不过，弗里德曼本人恰恰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前一年（2006）去世了。不管是否巧合，弗里德曼的故去正在引领一个时代的终结。

货币主义，主要是弗里德曼本人在研究美国大萧条时得出一个重要判断，美国大萧条是由当时“错误”的、紧缩式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其推论有两点：一是，如果美国当时不采取那些“错误”的货币紧缩措施，大萧条完全可以避免；二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的苗头，就应该进行货币扩张。伯南克是一个杰出的货币主义者的追随着，他自己也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大萧条的研究论文，这给他带来很高的“学术声誉”。就是这个人也是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一年当选为美联储主席，请大家记住颇为这个颇为诡异的2006年。

事实上，货币主义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很难分清楚大萧条时期美国出现的货币紧缩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还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货币主义风靡全球，并非因为它的确是科学严密的，而是因为当今时代存在一种盲目的信仰，一种迷信。

我们早就指出，这些不涉及结构调整的所谓的经济刺激、经济救助，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被恶化的问题将会在未来以一种更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现在看来，这个“未来”更可能在2011年年底附近。

自美国开始实施零利率算起，全球进行货币刺激已经一年零10个月了，效果如何？美国的CPI一直在1%附近徘徊，失业率至今还是维持接近10％的高位。显然，在美国是失效的。

也许很多人会纳闷，美国是号称用直升机撒的钱都跑哪去了？看看中国或许便会豁然开朗。在老百姓收入增长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房价在2009年出现离奇暴涨。尽管中国也有巨量贷款，但没有可观外资的参与，这也是很难想象的。毕竟08年年底我们的房价已经出现实质性跌势。同时，中国也很快由通缩转向通胀，目前CPI已经超过3％。同是超级货币刺激，在效果上中美却冷热悬殊，唯一的解释是，美国的扩张效果流向了中国，而中国的过热则更可能是中美两国货币扩张共振的结果。（美国国内因素对其货币扩张效果的抵消，这里不做讨论）原因也很简单，目前全球经济看新兴市场，而新兴市场则看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汇聚地、大本营。美欧复苏无望，唯有“中国概念”有能力为大规模的投机资金提供容身之所。

无论是房价的上涨，由房价带动的房租的上涨，还是大宗商品的上涨，都将大大拉动中国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及老百姓生活成本的上涨。在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滑的情况下，生活成本的上升会压缩本来就萎靡不振的消费需求。而生产成本的上升将有两种可能结果，要么向下传导，要么自己消化。向下传导将推高终端消费品价格，进步一步推高通胀，进一步压缩消费需求；而自己消化将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抑制其投资需求。

总体来看，全球货币刺激只是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收到明显效果，然而，这个效果却是负面的，因为它压缩了中国的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使得中国本来就很严重的需求不足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比08年更恶化。中国的效果，也是全球的效果。

从财富分配的层面看，货币刺激也是进一步扩大了本就很严重的分配差距。一方面，货币刺激使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出现通胀，引发“劫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另一方面，从新增资金的流向看，增发的货币最终主要流向“权势利益集团”，流向了大企业，政府背景的企业，而没有流向老百姓，没有流向那些作为创造就业主题的中小企业。也导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目前的全球的分配不均程度也是比08年更高。有效需求不足的恶化，也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应有之意。

总之，无论中国的，还是全球的经济问题，都没有因全球政府所实施的救助和刺激而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因大规模的货币刺激而比08年更严重。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即便不在2011年年底，也会是在12年、13年的某个时刻。

三、新兴市场是镜中之花

08年危机以来，支撑全球信心，支持全球经济复苏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新兴市场”。美国的消费增长因次债危机的爆发而消失了，没关系，我们有新兴市场，那里消费者会取代美国人，承担消费增长的重任，拉动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正是在这样的概念下，那些被超级货币扩张刺激起来的全球投机资本，便把目光锁定在新兴市场，而中国则被认为是新兴市场的龙头。所以中国也就成为全球热钱的首要炒作对象，这也是美国的货币刺激在本国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欠发达”的、新兴市场里的老百姓，目前故然存在很多消费空白，是待“发展”的，他们很多人的确没有房子，车子，没有洗衣机、冰箱等大件，甚至有很多地区连电都没有，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一片空白。这里确实存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方面来说，新兴市场的确是“新”的。

但是，从深层的经济结构来看，新兴市场一点也不新，甚至还很“旧”，因为新兴市场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很严重，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由于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是，这些增长分配到普通老百姓手里的很少，他们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总量，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也当然落后于经济总量。再加上金融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实际有效消费是普遍不足的。

中国出现如此严重的消费不足，根源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了。关于中国的分配差距究竟有多大，争议也比较大，目前没有准确的数据。值得关注是王小鲁博士的一个研究，他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隐形收入，2008年隐形收入高达9.3万亿。算上其影响，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9倍调整到26倍。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调整到65倍。王小鲁认为，这些隐形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缺陷导致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

王小鲁的研究符合中国实际。共道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研究文章也指出，当今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由权力分配不均造成的，造成权力分配严重不均的最主要因素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经济，也即所谓的官商勾结。当前哪部分人的收入最高？一定是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要真正压缩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需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要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必需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要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必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必需实施官员财产公示。

总之，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所谓的“新兴市场”中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并不能转化为有效消费需求，在收入分配不改善的情况下，让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去替代美国的想法，类似于把镜中之花当成真实的花朵了。

“城镇化”概念是“新兴市场”概念在中国的翻版。每每谈及中国经济的未来，很多人都想当然地把城镇化当成一个重要增长点，好像城镇化自动就会实现似的。我们的城镇化率固然目前还很低，我们的农民们又何尝不希望搬到城市居住，但是，他们搬的起吗？他们的收入不见增长，但房价、房租翻着番的往上涨，你让他怎么搬？

中国目前固然存在巨大的城镇化的潜在需求，但是，由于存在巨大收入分配差距，这些潜在城镇化需求无法转化成真实的城镇化需求。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中国的城镇化将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去“城镇化”。

所以，企图让新兴市场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幻想。当然，对当下中国而言，说城镇化将继续对经济增长构成支撑，也是一厢情愿。

四、新能源产业近乎“炼丹”产业

为摆脱08年的危机，拉动经济“复苏”，全球制造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新能源”。奥巴马搞了一个“能源新政”，主要就是针对新能源的，中国也将新能源列为“战略新兴产业”。形形色色的企业，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大谈新能源，都往新能源上靠，都声称自己能够提供这样或那样的新能源。

新能源如此火热，因为目前存在巨大、紧迫的潜在需求，这些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对能源危机，另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也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短缺，二是污染和排放，尤其是碳排放。

从历史的经验看，只要社会上存在一种巨大的潜在需求，并且其间蕴含的利益巨大，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跳出来，说自己能够提供这种手段，事实上他根本没有。

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22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秦始皇强烈渴望长生不老，由于他是天下之主，不仅是天下所有财富的主人，而且掌管天下苍生的生杀，那么他的这种潜在需求就是巨大的。谁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那他也一定会获利非常，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后来也真的涌现出这么一大批人，说自己能够冶炼出，或寻找到这样药、那样的仙丹。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叫徐福，他创造了一种很完善的“长生不老”理论体系，声称自己掌握了炼丹技术，知道原材料如何寻找，获得了秦始皇的极大信任，人生由此大富大贵。事情的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徐福借口要去东海寻找仙药，揣着丰厚的银子消逝了。显然，徐福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术士”。

以我们的观察，目前的新能源产业，与秦始皇时代的炼丹产业非常类似。这种类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需求方面看，从根本上来说，目前全球对新能源的需求类似于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需求。尽管潜在需求很强烈，但是却无法满足，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远远超越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从供给方面来看，目前形形色色的新能源企业所声称的已经开发出的新能源技术，实际上是，要么这些技术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他的那个技术根本达不到新能源的要求。也就是说，那些声称拥有新能源技术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徐福再现。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要找到可以经济地、大规模地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目前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个挑战究竟有多大，大到要彻底颠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的文明的存在方式。

从能源利用的角度看，任何的人类文明都是依赖消耗地球上的已经存在的资源而诞生和发展的。最初是柴薪，从利用小规模的草木，到大片大片的森林；接着就是化石能源了，从主要依赖煤开始，然后过渡到石油，目前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加大。如果要真正回避短缺和污染排放问题，那么这个未来的替代能源就一定不能是一种地球上已经存在的资源，只要依赖地球上任何现有的资源，一定就存在短缺问题和这样那样的污染问题、环境破坏问题。

目前业界主流的观点是新能源最有希望的实现途径是开发太阳能。固然太阳能来自地球系统以外，满足无限持续的要求，但是初始的太阳能的能量密度太小，远远低于燃烧化石能源甚至柴薪能源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密度。要提高太阳能的能量密度，需要兴建大规模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需要定期更换。尽管太阳能本身来自地球系统之外，但是提高太阳能能量密度的设备所需要的原料却来自地球系统内。譬如当前主流的太阳能电池技术，需要硅这种材料。尽管硅的储量很大，但是它还是有限的。而且，提炼硅的过程，也会带来污染和环境的破坏。所以，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能源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新能源思维”存在一个致命悖论：一方面，人类需要和希望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不从地球内部获取能量。希腊神话中安泰俄斯的遭遇可以深刻说明当前人类的困境。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俄斯的无穷力量来自于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最后把他扼死了。是地球创造了人类，人类在能量获取上，可能像安泰俄斯一样难以摆脱对大地的依赖。脱离大地之日，可能就是人类灭亡之时。

能源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不在化石能源本身，而是在人类对自身物欲的放纵。能源危机本质上是，这个曾经孕育人类生命的地球再也无法支撑人类物欲的膨胀。控制物欲是痛苦的，寻找新能源，就是企图从地球之外找到一种不竭能量，从而支撑自身继续纵欲无度。这和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何其相似。像仙丹永远无法找到一样，这种来自地球之外用之不竭的新能源也最终无法找到。

人类已经放弃对可以维持长生不老的仙丹的追求，人类也应该放弃寄望从地球外部追寻一种用之不竭能量的新能源思维。我们应该像克制长生不老的欲望一样，克制肆意膨胀的物欲。

也就是说，从终极意义上看，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不可能依靠从地球外部寻找新能源，宇宙中不存在这样的能源，而只能依靠在人类内部克制物欲。

我们亟需的不是新能源，不是替代能源，而是“新文明”，“替代文明”，一种新的、替代的生活方式。

然而，目前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这种“新能源悖论”，而天真地认为，人类的技术能力是无限的，新能源会变成现实的。他们说，历史上人类也曾经面对很多资源瓶颈，但最终不通过技术问题解决了吗？这是事实，无论是马尔萨斯的粮食制约论，还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木材短缺危机，人类都克服了。但是，需要清楚的是，人类克服这些危机的方式都是以地球上一种资源去替代另一种资源，都没有摆脱对地球现有资源的依赖，只是资源的获取由地上转移到地下而已。但是，这次不同，这次是要彻底摆脱对地球现有资源的依赖。人们目前普遍对技术进步存在一种盲目的迷信，似乎人类需要什么，通过技术进步就一定能够实现。

对所谓的技术进步的迷信，实质上也对人类自身智慧的迷信，相信技术万能，就是相信人类自身的智慧是万能的。事实上，人类智慧是有限的，2200多年前秦始皇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技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出现。

所以，对新能源技术的追求，将会像人类对长生不老技术的追求一样，最终带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排除一些“优秀的新能源企业家、科学家”获取丰厚财富，就像优秀的炼丹术士徐福一样，但最终都将会被证实，他的新能源术要么是妄想，要么是欺骗。希望从新能源产业中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也终将是竹篮打水。

五、中国房价是灾难的扳机

次债危机后，以美国为火车头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崩溃。对全球经济的未来，目前形成的预期格局是：全球经济增长看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看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看房地产。最近IMF对2010年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预测为：全球4.8%，发达国家2.7%，新兴市场7.1%，中国则是10.5%。这样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就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就占据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房价又是房地产市场的焦点，所以中国房价也就成当前全球经济中焦点中的焦点，是万绿层中一点红。中国房价有点风吹草动，必然会在全球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中国的房价的如果崩溃，也必然成为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导火索。

不幸的是，它真的会崩溃。

在本文章系列“二、肆意货币扩张的恶果”部分中已指出，本已泡沫巨大的中国房价在2009年出现进一步暴涨，是中美两国超级货币扩张共振的结果。这些货币扩张，催生出大量投机资本，疯狂炒作中国楼市。中国的房价已经严重超越老百姓的收入承载力。一般说来，价房是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是可承受的。而有研究报告称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甚至有人认为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27。以租售比看，1：200~1:300是合适水平，而北京普遍超过1：500。

当投机资本开始大规模撤出中国房市时，房价将会出现崩溃，这个时间段很可能就在2011年年底附近。以下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出现，都将成为崩溃的导火索：一是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二是中、美都发出收缩货币的明显信号。

前文已经证明，中美两国的非常货币刺激导致中国经济的内部矛盾更加恶化，在压缩有效消费需求的同时，又提高了生产成本。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2011底之前，衰退的迹象可能会变得明显。一方面，市场届时对经济刺激的认识将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四万亿”的拉动效果将会平息。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明显上升的情况下，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措施的难度已经加大。

中国之所以一定会收缩货币，其动因将主要是对通胀恶化的担忧。目前CPI已经超过3％，如果不给投机资本一些颜色，通胀将会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人民银行已经上调了部分银行的存款准备率，并且意外地在10月19日加息。

中国出现经济衰退的明显迹象，中美同时紧缩货币，这两种情况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必然会出现其中之一，甚至同时出现。不管是出现其中之一，还是同时出现，都将扣动中国房价崩溃的扳机。中国房价的崩溃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崩溃。

六、资本主义总危机

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过去的经济增长却是依赖两种方式的“掠夺”实现的：要么是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掠夺，要么是对自然进行掠夺，莫能例外。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残暴的“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文明。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昔日的非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也成为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没有“非资本主义部分”再供资本主义掠夺。而历经人类的肆无忌惮的“开发”，我们的大自然已经遭到空前的改变和破坏，一方面，有限的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民众对地球资源有限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被大规模改变的自然愈发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甚至全球气候也可能因温室气体而出现系统性的变化，这些都可能引发生态系统崩溃。对大自然的掠夺也无法继续了。

所以，2011年的经济灾难，将开启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危机的时代，更是一个文明危机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时代。

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掠夺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率先搞资本主义的西欧国家对世界其余的文明社会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侵略和殖民，掠夺他们的财富，屠杀这里的居民，并在这些地区殖民和倾销产品，非洲、美洲、澳洲、亚洲无一幸免。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一战和二战；实施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奴役，非洲奴隶贸易；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文明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明、澳洲的当地的居民和文明均为受害者。

如果说对非资本世界的侵略是掠夺，大家很好理解，因为它的对象是人，而说对自然的“利用”、“开发”也是掠夺，大家可能就很难完全赞同了，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当前全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都告诉我们开发自然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被严重误导了，被教育误导，被主流价值观误导。“开发”自然，通过“技术进步”越来越大规模地开发自然，不仅是一种掠夺，而且是一种比对人的掠夺后果更恶劣的掠夺。对人的掠夺，受害范围还仅仅只是那些不幸落入资本主义魔爪的人们，而对自然的掠夺，受害范围将大的多，甚至遍布全球。如果全球的生态系统出现系统性恶化，地球将可能变得不再适宜所有的人生存，那么等待我们的将不仅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灭亡，还有整个人类的灭亡。

用来屠杀和掠夺人类的被称为“军事技术”，而用来屠杀和掠夺自然的，被称为“民用技术”。事实上所有的技术都是军事技术，都是用来发动战争的，都是用来屠杀的，只是战争的对象不同而已，屠杀的对象不同而已。

既然，资本主义赖以维系的两种掠夺无法继续实施，既然经济继续增长失去保障，既然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到来，那么，从今往后，将是一个危机不断、动荡不断的新时代，不仅有经济危机，更有资源、环境危机。这个危机何时才能结束，答案是，人类什么时间放弃资本主义文明，放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找到一种能够激励人类理性克制自身物欲，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全球新文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这个危机时代才能最终结束。

七、全球大趋势

2006年，美国房价开始下跌，没有主流的观点告诉你，这会引发美国次债危机。

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开始出现，没有主流观点告诉你，这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有主流的观点告诉你，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出资实体经济层面，需求进行实体经济层面的大规模改革，否则更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爆发。

一次次，主流的精英们，无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一直都在试图掩盖问题，而一次次我们所真正面对的却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危机。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全球的政府都坚持这仅仅是一种金融层面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了，经济将会很快“复苏”。实体经济在结构上没有大问题，无需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革。

总体来看，08年以来，全球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正在恶化实体经济层面的矛盾，尤其是货币刺激政策，导致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流动性泛滥。在投机资本的炒作下，世界的一些重要大宗商品，中国的房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暴涨。一方面，使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有效消费受到进一步挤压；另一方面，生产成本又被迫提高。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出现崩溃，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全球经济当然会随着中国的崩溃而崩溃。

在“六、资本主义总危机”部分中我们又证明了，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全球化，而资源和环境危机目前又已经非常突出，支撑经济增长的两个掠夺已经无法继续，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危机，乃至资源、环境危机将成为常态。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历经了长达70年的和平、繁荣和扩张阶段。现在看来，这个和平、繁荣的阶段已经终结，全球经济已经步入一个动荡不安、危机重重的崭新阶段。

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财富”都是来自自然，都是对自然的改变和破坏。人类财富的增长速度与自然的被破坏速度是等速的。这意味着，我们获取多少，就会同样失去多少。获取的是财富，失去的是生态。财富固然可以使个体得到自由，而自然的生态也是人类之生存所必需。维护自然的绝对不变去禁止追求财富，对个体固然是一种痛苦；而放纵个体的物欲，肆意地去获取财富，最终的结果将是生态的崩溃，等待我们的将是集体毁灭。

事实上，目前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增长的极限”的问题，而80年代联合国就已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我们的思维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框架之下，还是企图继续延续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文明。而“不可持续”恰恰是资本主义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文明所造成的。现在我们的化石能源快消耗完了，而且造成了对自然的巨大破坏。当前的主流思路不是去反思自身当前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而是企图通过“技术进步”去化解这些能源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正是技术本身造成了，而现在又企图用技术去解决它，岂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一种贪婪，孩童般的贪婪；这是一种赖皮，孩童般的赖皮。

解决当前种种危机之道应该是，调整人类当前的生活方式，改变、甚至放弃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放弃资本主义的文明，去构建一种崭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持续的文明。

所以，2011年的末日，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末日，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2011开启的不仅是经济、资源危机频发的新时代，也是文明危机的时代。文明危机是人类社会中最高级别的危机，如果不对文明进行革新和调整，其结果将是人类这个物种整体的灭亡，甚至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灭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激发人们，全球的人们去探寻一种替代性的全球新文明。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

当前全球局势非常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其相似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都在实施疯狂的掠夺，这些掠夺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威胁和痛苦；二是，都亟需一种统一的新文明，来消除这些威胁和痛苦。只是稍微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掠夺主要展开在人于人之间，表现为无休止的诸侯混战，人与人在开战，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当今全球的掠夺主要展开在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人类为追求财富和经济增长，而肆无忌惮地开发自然，破坏自然，是所有的人在与自然在开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

无论当今的世界，还是战国时的中国，又都处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森在17世纪时所指出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霍布森在《利维坦》一书中出色地论证，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在约束，而处于自由自在的自然状态，自私而贪婪的人们将会相互攻击，相互掠夺，整个社会将会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状态。但是霍布斯仅仅将战争局限在人与人之间，而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如果加上这一条，他的理论就完美了。战国时代的中国的战争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而当今世界的战争则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是所有的人对自然的战争。霍布斯的结论是，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必需给人人类施加一个外在的约束，唯有在一个强大的“利维坦”（怪兽，比喻政府）的控制下，人类社会才会和平有序。

为规避战争的痛苦，建立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先人进行了卓越而伟大的理论探索。这些探索理性、智慧而又全面，形成中华文明史上一道最璀璨的风景。所以，这个战乱痛苦的时代又被后人称为“诸子百家”的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尽管“诸子”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构建一种文明，探寻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文明中，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天下苍生能够永恒过上安定的生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文明体系，简称儒家文明。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儒家文明体系并非“诸子百家”中单纯“儒家”一家的理论，而是以儒家为核心的诸子百家的集大成。之所以选择儒家为中心，并以儒家命名，因为儒家的包容性最强，而且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独尊的是已经汇集百家之精华的儒术，罢黜的是纯粹的各个流派，也包括纯粹的儒家。到目前还有一些人沉浸于所谓的流派之争，所谓的“儒法”之争，显然对儒家文明的形成过程没能准确了解。

中国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套文明体系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她持续2000年。如果没有西方的干扰，很可能中国依然那样生活着。目前全球不是在苦苦追求“可持续”发展吗，无疑未来的全球文明必需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如果研究文明的可持续性，儒家文明是这个地球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最好的案例。儒家文明之所以如此成功，因为于她不仅合理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成功实现了教育人们去理性地克制自身的物欲。

儒家文明的成功与她的形成过程也密不可分。不仅儒家文明自身是伟大的，她的形成过程也是伟大的。而最能展示这一过程伟大的莫过于“稷下学宫”了。稷下学宫为齐桓公与公元前370年左右兴建，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存在了150年左右。“稷下学宫”的初始定位是齐国政府的智囊，但由于待遇丰厚，以及政府的态度非常宽容，并且实行的是“不治而议论”，就是只给政治建议，而不实际参与政治，比较超脱，所以，这里形成著名的思想、学术交流、研讨圣地。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事实上，可以说“百家争鸣”就是在稷下学宫展开的。

总之，在未来全球新文明的设计中，不仅文明本身需要从儒家文明中汲取营养，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上也亟需向中国的战国时代学习。

我们成立“共道学宫”的目的,就是秉承“稷下学宫”之精神，在即将来临的全球“百家争鸣”时代，为未来全球新文明的研讨和设计提供一个堪与“稷下学宫”媲美的交流场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早日找到那个梦想中的全球新文明，替代“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资本主义文明。

八、老百姓该咋做

面对即将来临的空前经济变局，即将置身于一个充满动荡与危机的时代，普通老百姓该如何自处。

在这里给出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建议。

短期建议就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2011年经济灾难。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富不受损失。我们的看法是即不要轻信官方主流的观点，也不要轻信那些投机家的观点。抛出一切风险资产，持有现金，或一些诸如国债之类的相对安全的资产。

坚决看多房价的人，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政府不希望房价大幅下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嘲笑中央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屡屡失效。从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抑制房价上涨，而房价却一直在涨，甚至暴涨。事实上，中央调控的失效，恰恰说明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是很弱的，是控制不了市场的。既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阻止房价上涨，凭什么说他就有能力阻止房价的下跌。如果连中央政府都没有能力阻止房价下跌，凭什么相信地方政府就具备这样的能力。

坚决看多黄金的理由也有很大问题。其主要立论是全球的政府尤其是美国在大搞货币扩张，大家在对美元失信，甚至有人提出要回到金本位。美联储固然有不负责任的地方，但是现在的美元已经不是美国的美元，而是世界的美元。在没有替代品出现的情况下，现在押注黄金暴涨，美元崩溃，你不是在和美联储的利益对赌，你是在和全世界的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全世界希望用美元做生意的人在对赌。也就是说，你是多方。而全世界持有美元资产以及利用美元结算的人是空方。谁的实力更强一目了然，你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

我们认为，在流动性已经充分泛滥的情况下，目前没有任何具备投资价值的资产，最好的资产是现金。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局面下，通胀压力的传导主要是投机资本造成的，而非来自实体经济层面。这注定通胀没有任何可持续性，一有风吹草动，投资资本就会望风而逃，通胀也会旋即转为通缩。

从长期看，大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危机、动荡时代驾驭自己的人生小舟，去获取一份生命的安全和心理的宁静。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财富。

有一个古老的典故，说几个人约定分别从家带酒，然后兑到一起喝，搞个聚会。结果一个人就想，既然另外的几个人带的都是酒，我带一罐水过去，兑到一起，大家也喝不出来，于是他就真带一罐水去了，想占别人一个大便宜。但当所有的人坐下来品酒时，发现自己喝的是水。这是一个相互欺骗的结果。事实上，目前中国比这个典故的后果要严重地多，典故中无非喝一些水而已，是其出发点是“利己不损人”，当然也不“损天”，但在中国的现实中，为了“利己”是既“损人”，又“损天”，大家最终喝喝不是水，而是毒药。

如果考虑到这种相互欺骗，中国的GDP要打一个大大折扣。

所以说，在一个唯利是图，相互欺骗的时代，如果你赚了很多钱，占有了巨量财富，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你供给和生产了大量的虚假和欺骗，二是你将有能力购买到大量的虚假和欺骗。你的财富越多，你造的假越多，骗的人越多；你的财富越多，你得到的虚假也越多，骗你的人也越多。

更严重的是，目前的“财富观”不仅给人带来伤害，我们生存其间的自然是更严重的受害者。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世界闻名的大富豪，他们也是间接屠杀自然的大刽子手。希特勒屠杀了很多人，大家说他是刽子手，是恶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工作导致我们的自然被大规模地改变和屠杀，大家却称其为英雄，崇拜他们。事实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与希特勒一样，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希特勒手上的血来自人类，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手上的血则来自自然。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说要把他们的财富捐献出去，大家管这叫“慈善”，这不是慈善，这是对其“罪恶”的救赎。

所以，请你放弃“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财富观吧，损人必害己，损天更害己。

九、政府该咋做

最后，我们给全球的政府提供一条一般性的建议，给中国政府提供一条特殊性建议。

对于全球所有的政府来说，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时代，你们在制定政策时，务必牢牢把握住两点，要以这两点为执政核心。第一点是促进分配的公平，第二点是善待自然，促进与自然的和谐。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夫子的“政治经济学”至理名言，历经了后来中国2500年历史的检验。这短短的七个字也是儒家文明处理政经问题的核心理念。儒家文明能够历经2000年而不衰，与这一理念也密不可分。事实上，这2000多年期间，中国社会也历经数次重大危机，但这些危机冲击的只是一个朝代，或者一个皇帝，而非儒家文明。这导致中华文化中出现一个独特的“朝代更迭现象”，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一个朝代之所以出现危机，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无论哪种因素最终都一定出现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场景，背离“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下一个朝代的兴起，下一个开明皇帝的中兴，也一定是从压缩财富分配差距起步，都是重拾“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抑制豪强”，“平均地权”历来是朝代中兴的核心政治举措，也是所有成规模的农民起义的主要诉求。

但是，现在主导全球的政经思维却是相反的，是“不患不均而患寡”。一方面，大家都在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不增长了，或增长慢了，便被认为是灾难；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对收入分配不均几乎是听之任之。

经济不增长，我看天塌不下来，中国20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全球的政府亟需抛弃对经济停滞的恐惧，也要抛弃对经济增长的沾沾自喜。总之要抛弃错误的经济增长观。应该把你的精力放在“患不均”上。

现在我告诉你们，在未来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未来全球经济危机将会成为常态，经济不增长，或增长过慢将成为一个常态。也就是说以后大家的日子都会不好过，谁也不会比谁好哪去，所以第一个担心就成多余。经济失速固然肯定会导致失业增加，企业破产。但问题不在这里，社会不会因为失业本身，破产本身而增加不满。社会的不满如果会增加，也是因为这些失业、这些破产导致社会总体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加大了。你的声誉和宝座最终也不取决于是否发生失业和破产上，而是取决于社会的不均程度是否因为失业和破产加大了。如果没有加大，那你的声誉将不但不会因为失业和破产而受损，而且还会有所增益；你的宝座不但不会失去，反而会更加稳固，当然超过法定任期的不算。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发生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大家对当时的总统胡佛之所以陡增不满，最终导致其连任失败，并不在于在他任期内发生了经济崩溃，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和破产，而是他对经济崩溃所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均的急剧增加而不作为，事实上，危机之前的不均程度已经很高了。而罗斯福之所以大获赞誉，成功替代胡佛，并且史无前例地连任三届，并不在于他的新政“迅速”拉动了多少经济增长，马上降低了多少失业率，而是在于，他的政策增加了收入分配平均的程度，使穷人得到真正的救助和尊严，并且对富人进行了“残酷”的征税，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罗斯福所做的事实际上和中国开明皇帝的“仁政”是一致的，都是在“抑制豪强”，“平均财产权”。但同时，罗斯福任期内，美国的经济也是出现过大幅反复的。罗斯福新政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对经济的直接刺激上，而是体现在对收入分配不均的降低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完美体现。当然，对收入不均的压缩，也为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坚实的长期基础。资本主义二战之后的超级繁荣期与罗斯福新政密不可分。

关于善待自然的问题，目前大家对资源危机，尤其是能源危机，对污染排放问题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大家都同意需要进行碳减排，但是大家的思维还是沉浸在旧有的经济增长观里，还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生怕控制碳减排会危及本国的经济增长。所以不放弃旧有的经济增长观，不消除对经济失速的恐惧，恐怕大家很难制定和实施真正有效的善待自然、促进与自然和谐的政策方针来。

事实上，碳排放问题也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也是一个分配问题。真正阻碍在碳减排责任谈判进展的，是全球的财富在国家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如果，能够促进国家间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争论和分歧也小的多。但是，目前提高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均等程度相对要容易一些，毕竟它有一个主权政府。但是，如果提高全球财富在国家之间的分配均等程度，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那涉及所谓的“政治主权”，目前的主流观念是，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各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认真思考，都提出一些想法来，联合国也应该把这个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说中国政府将在全球新文明的塑造中承担更多责任，原因很简单，历史唯一一个大规模的、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就出现在中国，她就是我们的儒家文明。目前能够真正理解儒家文明的人，只可能出现在中国。当今世界所有的重大危机，经济危机也好，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也罢，其根源都是当前主宰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文明是“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损“人”利已必然招致“人”的反抗和报复，损“天”利己也必然招致“天”的反抗和报复，更严重的反抗和报复，这注定资本主义不可持续。这个资本主义文明更多地来自西欧的传统。要消除目前形形色色的危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需要抛弃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理性克制自身物欲，实现人与人，人与天的和谐共生。而东方的传统在这方面做的更好，印度如此，中国更是如此。而相比印度来说，中国传统更中庸，更理性，更可行一些。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全球新文明要么不出现，如果出现，她一定是以儒家文明为精神内核。而如果不出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永久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说中华民族的优势不在经济和技术上，不是说她在这些方面做不好，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均领先于全球。而是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在形成之初就明确地、理性地对技术和经济做出过评估，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不仅不是最重要的，还可能是有害的。所以，儒家文明不但不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为目标，而且还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目的地进行了理性的抑制。也就是说，儒家文明不但不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为荣，而且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为耻，尤其以科技进步为耻。在21世界的今天来看，我们的先人用心何其良苦。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全球新文明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儒家文明复兴并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充当全球文明重建的领导者，也必需充当这个领导者！但哪届方能实现，就难说了，这取决于中国政治家的努力。

雕像正对东长安街，孔子雕像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有一把宝剑。

雕像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介绍，雕像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环境与周围空间环境出发，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

民间对于官方的上述举动感想复杂，自五四运动陈独秀首倡“打倒孔家店”以来，儒家思想长期被统治阶级异化为愚民工具的评判早已深入人心。而今，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由官方主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面临着失去公众注意力的窘境。传统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再次成为官方急需的力量源泉。

庄子曾经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翻开24史去看，尔虞我诈的政治阴谋、贪得无厌的豪门权贵，靠礼义廉耻维系的只是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无度。抬出孔圣人，无非只是想证明两件事：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已彻底失败；二、当前社会的黑暗程度只有靠愚民政治才能继续下去。

孔子应该活在民间，儒家思想应该成为仁人志士自觉自愿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官方文化。儒家思想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发展，它必须成为一种民间的道义，公众的权柄，变成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化舆论公器。

而由国家来传播和控制的儒家思想，只会渐渐堕落成为无比黑暗的封建官僚资本社会。真正的儒家学者，并不会以孔子像在天安门落成而欣喜，相反，他们（她们）都知道，一个没有圣人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一个崇拜圣人的社会，只能是窃国大盗们狂欢的舞台。

房价贵才能实现地价贵，地价贵才能确保财政稳定增长，才能保证公务员在国家机关养尊处优，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才能坐稳各自的官位。

而这样的循环，在一个没有以民为贵的体系中是不会自然终结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并不是循环己无法维持，而是政治家利用以民为贵的体制，为夺取政权而主动刺破的。日本也许失去了十年，但它以民为贵的江山社稷仍在。

如今的中国，雄才备出，中央与地方，政界与商界，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明天会怎样，有衡产而无衡心。更有异志者，一边曲意侍国，敛财自肥；一边收买人心，备作它图。

国之重器，失之于野，令英雄侧目，引宵小觊觎。而为上者弄权依旧，犹以防民之网为要务，只怕是＂我死之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吧！

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同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１.９５７３亿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陈同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鉴于陈同海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此外，陈同海还具有认罪悔罪，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查处有关案件发挥了作用，以及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处罚情节，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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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陈伟达之子，所收受的贿赂金额令人震惊，相当于07年全国50000名农民年均纯收入的总和。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陈同海有自首、检举以及退缴赃款情节，故对其做出死刑缓期执行2年的判决。众所周知，在我国死缓等于不死，过段时间改判无期、有期甚至保外就医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这一判决，使得我国的贪污犯罪成本大幅降低，基本已达到无限趋近于零的地步。

自此以后，全国贪污腐化官员就有了法律赋予的免死金牌。死刑的威慑力在全国贪污腐化官员的面前已形同虚设，纵然有三把铜铡也叫包青天徒呼奈何。

表面上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但是从后果上看，这一判决是为官员贪污腐化的犯罪行为打了一把保护伞，而这势必将导致全国政府官员更进一步的集体腐化，最终也势必将影响到司法体系的腐化。而这一后果，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承担的。

雍山基金会认为：农村目前可行的方式是：对粮食的本地深加工，提高粮食产品的附加价值。

前期柑橘虫害，引发社会疑虑，导致种植柑橘的农民歉收。如果能够有对初级农产品的本地加工能力，农民的收入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而要达到这一步，需要从三个地方去努力。

一、尊重人才

改革以来，农村长期单向为城市输入人才，而没有对人才回到农村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缺乏人才发展的舞台。

国家如果想切实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首先要对农业富余青壮年人口进行免费的农业加工科技领域内的职业培训。

其次，鼓励开办本地农业产品加工企业，政府出设备，农民出原料和劳动力，各自占有一定的股权，如果产生利润，将来按比例分成。

再次，对优秀的本地农业产品加工企业，要予以重奖。

二、利用3G技术，增强对农村信息化的建设

3G技术的运营，为农业信息化打开了新的窗口，不再需要铺设线缆，投入成本大大降低，3G上网笔记本电脑价格（2000元上下）也在农民承受范围之内，最为重要的3G流量费用，国家也应该考虑向农村地区大幅倾斜。

此举将有效增强农业人口自我学习能力，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技术信息与市场需求。

当然，政府可以对此加以引导，访问农业信息网站，3G流量费用可以极低，甚至为零。

三、发展农村小额信贷

对于农村本地农产品的深加工企业来说，除了人才和信息，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不能没有资金的支持。

农业银行的上市，不仅需要对股东负责，也需要对自己的使命负责，发展农村经济是农业银行的根本使命。

小岗村包干到户，极大的激发了农业人口对生产的积极性。但也限制了农村土地集中经营的现代化趋势。

通过对农产品本地加工企业的兴办，一方面将切实增加农民收益；另一方面也将开创农村新型合作生产关系，为今后的农村土地集中经营，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中国文化无论是易、道、儒、法、墨等等，对生产关系的构建，都遭遇了封建君主制的天花板。在面对君主，或言之面对最高统治者明显违背社会生产力发展时，都无法采取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究其原因，民主革命是需要建立在资产阶级产生并且要求改变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

所以，没有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化不可能自己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理念，能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已经是中国文化对当时生产关系的最大贡献。

随着现代中国民间经济的发展，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不可避免的影响着整个社会，在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在政治上要求合法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揭露的相当深刻，现在我们所经历的金融危机也正是拜西方资本主义所赐。

民主与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法律与政治制度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确保生产关系的持续稳定，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现实说明，民主与自由、法律与制度，同样被统治阶级利用为统治工具，追逐利益、无序竞争、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严重破坏自然资源与人民权益。

所以马克思主义提出发展工会、组建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要最大程度保护人民权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毛、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解放生产力的能力，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生产关系。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应该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之上。对统治者的权力限制，是保证生产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会持续进行。

而中国文化在现阶段则显示出了重大的发展契机。

从历史上看，仅有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够的，仅有自由与民主同样也是不够的，而对于天下大同和人民的福祉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支持自由与民主的发展，同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给予完善和补充，是中国文化目前发展的唯一道路。

以中国文化看来，如果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有利于人民，那么就努力保护和发展这种秩序；如果自由与民主的现代制度，有利于人民，那么也同样会努力支持和发展这种制度；如果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人民，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同样也将会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有很多教徒愿意相信圣母玛利亚是以“处女”之身怀孕，是大恩宠，是大神迹，因此而诞生了天主教。天主教后来被罗马教廷控制，西方世界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时代。

基督教则是对早期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以及后来的新教的统称。有趣的是在英国被奉为国教的新教，视天主教为所谓的敌基督。

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想先漓清一下基督徒这个概念，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文化对宗教的诞生起着很偶然却也很关键的作用。

摆脱了教廷的控制，基督徒们迎来了个人的解放，宗教改革发展到了人与上帝之间无须借助工具或他人即可沟通的时代。像圣女贞德那样自称与上帝对话的事情，再也不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或是恶魔附体了。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有原罪之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是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意愿的罪果。这样的世界观其实对于西方当时的社会关系来说，是相适应的。西方各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相互间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史实那是罄竹难书，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道德准绳，无论作为社会关系准则，还是作为统治工具，都还是要必须存在的。而有了原罪这一说，则可以把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降的非常低，人人都有罪，除了上帝与基督，没有人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相互间的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把大家的道德标准降低了就完事了，而是允许你向上帝忏悔，允许你改过自新，哪怕你同样的错误犯了又犯，故意犯了又犯，但只要你最后临终前还有一口气在，都允许你回归上帝的怀抱，让你有机会重新回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得以安息。而上帝则赢得生者更大的崇敬，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最后仍然得到上帝的眷顾，仍然会努力回归到上帝身边，可见上帝之伟大，基督之宽容。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西方世界普遍的讲利益的时候不择手段，而讲道德的时候，却依然能振振有词的原因。可以说基督教是一个无赖社会最合理存在的宗教信仰。

而与之完全相反的，则是儒学。儒学把无赖称为小人，不讲信用，自甘堕落的那都不是君子。儒学最讲究防微杜渐，君子不立危墙，甚至连瓜田纳鞋，李下扶帽的举动都不能有。

儒家喜欢给人带帽子，给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事先带好一顶高帽子：人之初，性本善。意即：你要乖一点，好好做人，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做圣人的潜质，只要你不犯错误。所以中国有句话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儒学的典籍就是要教大家辨明事理不走极端，不犯错，不二错，大家都来做圣贤。而实际的情况呢，却是所有人都做不到。大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错误。而所有人都做不到的道德标准，却依然被官方、被上级、被长辈、被丈夫用来当作奴役的工具使用，那么相应的，自己的错误则要尽可能的修饰、隐藏、篡改、嫁祸。

所以儒学学到最后，就只教会我们大家如何伪善，而绝不能认错，认错就是终身的污点、就失去了奴役他人的话语权、就是身败名裂的噩梦。也不给别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你做了一次小人，你从此以后都是小人，因为你的道德品质有瑕疵，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悔过，也没有人相信，还是会被人歧视，遭人白眼，大家都逼着你继续做小人。而你既然没有做君子的空间，那么留给你的仍然只有小人的活路。而这样，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于小人的态度，看，又干坏事了不是。

我们的社会自古缺乏宽容，以德报怨的事，在儒家看来是不正义的，因为以德报怨，将使得以德报德显得不够公平。

从此，有文化的年轻人就被灌输了谨小慎微的正统思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考取了功名，学着怎么克己复礼，怎么保持道德完人，实在做不到，那就得学着如何伪善。

终于，世间无大儒，儒生纷纷躲在伪善的大幕里偷安苟且。纵有爱因斯坦，也得把相对论先用在人际关系里。

所以儒家最大的顽疾就在与此，如果要让儒学的其它部分发扬光大，那么这里的致命伤就应该首先被摘除。新世纪的儒学，如果仍有可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参与国际竞争，那么就要在这个部分象其它意识形态学习，不仅仅要尊重个人，还要尊重每个人犯错误的权力，每个人所犯的错误，都应该交由法律去处理。把对人的观念，从君子小人观，还复到“仁者爱人”的原点。